一、重要论述
1937年5月15日
毛泽东接受美国记者韦尔斯采访,回答了关于国共合作、阶级斗争、争取民主、准备抗战等问题。谈话指出:国共谈判仍在进行,最主要的是两党共同政治纲领,这是两党合作的基础。在抗日战争的面前,阶级斗争问题应有适当的解决。我们要在正与国民党进行谈判中的共同政治纲领里提出:给工农以集会、结社、言论的自由,普遍的选举权,对工人必须改良待遇,改善劳动条件,对农民应减租减税,关于土地问题,应以立法及其他适当手段解决。民主制度为对日抗战胜利之必要条件,非它不可。我们时刻准备着应付事变,不管战争爆发在何时与何地。我们提出“准备”,与国民党过去的准备论是具有不同的内容的,国民党过去的准备论是先安内而后攘外,是无止境的内战,是消耗抗日力量;而今天所作的准备是停止内战,巩固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政治,开放人民救国的一切自由,组织、训练和武装民众,同时加速完成军事、政治、财政、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的抗战准备工作。中国的抗战是要求得到最后的胜利,这个胜利的范围,不限于山海关,不限于东北,还要包括台湾的解放。这是我们对准备抗战的意见。这篇谈话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一卷
1946年5月15日
关于力争东北停战及制止全国内战的对策,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分局及周恩来等电。电报指出:国民党除在东北大打外,尚不敢立即发动全国内战,但其准备是异常积极的。我党方针是力争东北停战及制止全国内战,至少也要推延全国内战时间。因此我应采取如下对策:(甲)坚守自卫立场,不向彼方主动进攻;如国方向我蚕食或进攻,我必须坚决将其击退,收复失地;纠纷发生,经过斗争之后,由执行小组加以调处,使我处于有理有利之地位。(乙)改善对美国人关系,无论美国人如何偏袒国方,我除据理力争外,只要美国未恢复赫尔利政策,策动全国内战,我即应尽可能争取美国人。对国方代表及国方官长,亦须注意争取。我方权利所在,必须力争,彼方无理要求,必须拒绝;但总的精神是求得在不吃亏的基础上解决纠纷,而不是使纠纷扩大。这封电报收入《毛泽东文集》第四卷
1981年5月15日
邓小平在会见津巴布韦总理穆加贝时说:建国三十二年来,总的来说,我们所取得的成绩是伟大的,我们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但是也走过一些弯路。对此我们并不后悔,因为成绩是我们干出来的,错误也是我们自己犯下的。成功的经验是我们的财富,错误的教训也是我们的财富。一九七八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总结经验,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政策。我们相信,这些政策是正确的。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当然,由于中国面积大、人口多,问题复杂,我们的经验还需要进一步积累。因此,今后很难说不会再犯错误,但是有了过去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可以力求不犯大的错误。只要不犯大的错误,步子才能加快。现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情况都很好,是历史上少有的。这是我们对形势所作的非常客观的判断。在谈到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时说:这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一件重要的事情。这个问题弄清楚,对我们以后的发展,怎样搞得更快一些、更好一些,很有关系。不弄清楚,总会有来自“左”的或右的方面的干扰。
1985年5月15日
邓小平在会见新加坡前第一副总理吴庆瑞时,谈到中国的城市改革指出:城市改革涉及到各个领域,比农村改革复杂得多,也是有风险的。但是,我们有勇气,有信心,相信是会成功的,当然也很容易出偏差。我们自己一定要有必胜的信心,一定要有足够的勇气正视现实,及时地发现和纠正错误。我们的事业一定能在不断地克服困难和纠正错误中前进。现在正是改革的最好时机,搞好改革,不但会为九十年代,而且会为下个世纪我国经济协调稳定地发展奠定一个好的基础。在谈到人才问题时指出:搞现代化建设,最重要的是知识和人才。我们最大的弱点恰恰在这里,知识不足,人才不足。我们请你们来,就是请你们提供知识。不仅请你们来,还要广泛地请发达国家退休的专家、技术人员来帮助我们工作,他们来当顾问或到企业里担任实职都可以。
1988年5月15日
邓小平在会见阿根廷总统阿方辛时说:现在出现了对话代替对抗的新潮流,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趋势正在发展。现在人们常说,二十一世纪将是太平洋世纪。我看这个说法为时过早,最大的缺陷是十亿人口的中国还落后,这个地区还有约十五亿人口处于不发达状态。所以说,太平洋时代肯定要到来,但不是现在。真正的太平洋时代的到来至少还要五十年。那时也会同时出现一个拉美时代。我希望太平洋时代、大西洋时代和拉美时代同时出现。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有两个,就是和平和发展。我们希望至少有五十年的和平时间发展自己,看来有可能。你们和我们都要充分利用这个时期,从事建设。
2002年5月15日
江泽民在纪念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青年运动八十年的生动实践告诉我们,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中国青年,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人民紧密结合,为祖国奉献青春,才能大有作为。爱国主义,始终是中国青年运动的旗帜。这种爱国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融入了体现时代进步的民主精神和科学精神,使中华民族的发展有了正确的思想指引。这种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紧密结合,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走上了正确的道路。这种爱国主义,把中国的前途命运放在世界格局中观察,把中国社会的发展与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紧紧联系在一起。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政党只有赢得青年,才能赢得未来。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同广大青年紧密联系。党的事业离不开青年,青年的成长更离不开党。我们党要赢得青年,就必须用先进的理论引导青年,用光辉的事业凝聚青年,用良好的作风吸引青年。各级党委和政府都要从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的战略高度,认真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加强对青少年的教育培养,相信和重视青年,关心和爱护青年,推动大批青年人才不断脱颖而出。各级领导干部要学会用新观念新视角去看待青年,善于发现青年人才,大力培养青年人才,千方百计为青年人才成长创造条件、提供舞台,帮助和引导他们在工作实践中经受磨炼,增长才干和胆识。这篇讲话收入《江泽民文选》第三卷
2017年5月15日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举行圆桌峰会,习近平主持会议并致辞。他指出,在各国彼此依存、全球性挑战此起彼伏的今天,各国要对接彼此政策,在全球更大范围内整合经济要素和发展资源,才能形成合力,促进世界和平安宁和共同发展。我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它的核心内容是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对接各国政策和发展战略,深化务实合作,促进协调联动发展,实现共同繁荣。“一带一路”建设植根于历史,但面向未来;源自中国,但属于世界。在“一带一路”建设合作框架内,各方携手应对世界经济面临的挑战,开创发展机遇,谋求发展新动力,拓展发展新空间,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不断朝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迈进。倡议提出后,得到国际社会积极响应和广泛支持。
2019年5月15日
习近平出席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璀璨的亚洲文明为世界文明发展史书写了浓墨重彩的篇章。亚洲人民期待一个和平安宁、共同繁荣、开放融通的亚洲。我们应该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与时俱进、创新发展,夯实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他强调,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我们要加强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夯实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他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第二,坚持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第三,坚持开放包容、互学互鉴。第四,坚持与时俱进、创新发展。
二、党史回眸
1926年
5月15日-22日 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二届二中全会。谭延闿、蒋介石等9人联名向全会提出旨在限制共产党、篡夺国民党党权的《整理党务案》。这个限制共产党活动的提案,蒋介石事先取得了鲍罗廷的同意。《整理党务案》的主要内容是:限制共产党员在国民党高级党部任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得超过各该党部全体执行委员的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能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须全部交出,等等。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和鲍罗廷一样,采取了妥协的态度。出席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的中共党团内部对是否接受《整理党务案》意见并不一致,在鲍罗廷的压制下,指导中共党团的张国焘要大家接受,使得《整理党务案》得以顺利通过。于是,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部长的共产党员全部辞职,换上了国民党右派,蒋介石当上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兼军人部长。随后,蒋介石又当上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垄断了党政军财大权。
1943年
5月15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为适应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并考虑各国斗争情况的复杂,需要各国共产党独立地处理面临的问题,作出《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22日,向全世界公布了这个决定。26日,中共中央作出完全同意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指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曾经获得共产国际许多帮助,但是,很久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即已能够完全独立的根据自己民族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
1953年
5月15日 中苏两国政府签订《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规定苏联援助中国建设91个工业项目。加上1950年已确定的50项和1954年增加的15项,共156项,列入“一五”计划。后多次调整,确定154项,实际施工150项。因156项公布在先,仍称“156项工程”。
1957年
5月15日-25日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决定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64年
5月15日-6月17日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会议讨论了“三线”建设问题。1965年夏,“三线”建设进入实质性实施阶段。20世纪80年代起,国家对“三线”建设实施全面调整与改造。
1980年
5月15日 中国恢复在世界银行的合法席位。
三、历史瞬间
1948年5月,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由陕北迁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图为中央领导人办公处所俯瞰。